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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表故事

揭密故宮鐘表館和皇家300年收藏
發布時間:2012-02-02      作者:新浪收藏

十七、十八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社會穩定,財富空前積累。巨大的財富使得人們有錢用于奢侈品的消費。

  鐘表由于其精巧的設計、奇特的功能、美觀和名貴的裝飾成為奢侈品的代表。
  當時的各個階層對其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們自然也不例外。并且,皇帝們對奇器的追求決定了宮中鐘表收藏頗具觀賞性。
  并且,隨著清代對外交往的擴大,不斷有外國使團到中國。在選擇送給皇帝的禮品時,往往頗費心思,而鐘表既能代表當時的技術水平,又能引起皇帝的興趣和注意力,所以往往成為禮品的首選之物。
 
故宮鐘表館藏品
 
  所以地大量精美的鐘表源源不斷地進到皇宮中,使皇宮及皇家園囿成為鐘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為擁有鐘表最多的收藏者。
  竇又向明朝皇帝進獻過自鳴鐘,從那個時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異的自鳴鐘表成為中國帝王的一種新時尚,稱它為西方傳教士打開中國宮廷的敲門磚,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這兩架自鳴鐘就是以后皇宮收藏,制作自鳴鐘的源頭。
  利瑪竇等也據此終于留在北京,而他帶來的自鳴鐘,也開啟了中國宮廷制作、使用、收藏鐘表的先河。
  皇帝·御制鐘·大內做的鐘比西洋鐘表強多了
  有了西洋傳教士在清宮中的辛勤勞動,才使得御制鐘在工藝和技術上能夠和當時西洋的鐘表相媲美;同樣,正因為有了皇帝本人對制作鐘表的積極參與和極高要求,才使得御制鐘具有了自己的風格和獨到之處。御制鐘表是以傳教土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皇帝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在清宮接觸后結出的一朵絢爛的花朵。
  鐘表傳入中國后不久,中國人也開始嘗試制造了。清宮制作鐘表大約始于順治時期。據康熙皇帝講:順治十年左右,順治皇帝得到一架小自鳴鐘,放在身邊核準時刻,不離左右。以后又得到稍大的自鳴鐘,非常喜歡,于是便進行仿制并且獲得成功。但是由于技術原因,鐘內的齒輪和發條做得都不是太精細,走時并不準確。至康熙時期情況就不同了,康熙曾多次傳諭廣東地方招募有技藝的西洋人到宮中服務,包括醫生、天文、數理、機械等方面的專門人才,其中精通鐘表制造者是這些技藝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如此,廣東地方官員還把廣東善做琺瑯、鐘表的藝人也送到宮中,從而保證了宮中鐘表制作的高水平。當時宮中的鐘表制作達到了什么程度,用康熙的話說就是“近來大內做的比西洋鐘表強遠了”。雍正和乾隆時期,社會穩定,國庫充裕,為追求奢侈生活和享受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清宮的鐘表制造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產量之大,制作之精,足以和當時歐洲鐘表的精品相媲美。直到現在,故宮(微博)所藏的鐘表精品還都是這一時期制作的。
  負責清宮鐘表制作工作的機構是下設在養心殿造辦處的做鐘處,其前身為自鳴鐘處。
 
故宮鐘表館藏品
 
  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太后七旬慶典時,康熙帝專門進獻了一架萬仙慶壽自鳴鐘便是由自鳴鐘處下屬的制鐘作坊制造的。做鐘處便脫胎于那時的自鳴鐘處,至乾隆時期做鐘處成為專門機構并達到鼎盛,當時在做鐘處工作的從業人員有一百多人,所制作的鐘表數量、質量都是其他朝代無法企及的。盡管嘉慶以后鐘表制作越來越少,但這一機構一直作為宮中十分重要的奢侈品制作所而延續下來,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出宮,做鐘處的使命才宣告結束。
  宮中從事鐘表制作的人員主要有外國傳教士、外募匠役和做鐘太監。太監是宮中制作鐘表最基本的勞動力,其地位在外國傳教士和外募匠役之下。做鐘太監也有等級之分,從高到低依次為首領太監、太監、學手太監。以上人員行走于宮廷,組成了傳教士——外募匠役——做鐘太監這樣的技術梯隊,成為技術比較全面的鐘表制作群體,是宮中鐘表制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遵照皇帝旨意制造各種計時器以滿足宮中之需要,是做鐘處匠役最重要的任務。一般先由皇帝提出基本意向和具體要求,或由內務府大臣依據成例奏請,工匠據此進行設計,批準后照樣制作。對于做鐘處工作,皇帝們經常參與和干涉,尤其是鐘表制作?;实蹅儗︾姳碇谱鞯年P注是多方面的,甚至于某些具體的細節都不放過。從鐘表樣式的設計到制作所用的材料,都要經過他們的修改和批準。大量的清宮檔案為我們研究清帝對清宮鐘表制作的影響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在這里,皇帝的參與是極為重要的,正因為此,清宮所制鐘表才被稱為“御制鐘”,并且出現了像更鐘這樣的新品種。
  做鐘處所做的“御制鐘”種類很多,現在我們所做的御制鐘都是乾隆時期制造的,多以木結構為主體,所用木料主要有珍貴的紫檀木。有的鐘簡直就是宮殿建筑的縮微。御制鐘的鐘盤也有很多特色,多有“乾隆年制”款,尤其是銅胎黃地彩繪花卉畫琺瑯盤,顯示出御制鐘的華貴與典雅。
  宮中收藏的大量鐘表,在使用過程中出現損傷再所難免,因此,對于做鐘處工匠來講,改造、維修和保養的任務非常繁巨。這其中既包括外形的復原、改變,也包括機芯的調整、更換。特別是乾隆皇帝,對鐘表等奇器抱有濃厚興趣,就連如何改造、如何維修、如何保養他都要參與意見。終其一朝,這種工作就沒有停止過。通過對機芯的改造,和改變鐘表外觀式樣、具體裝飾,可以用比較少的投入,增加新的鐘表品種,使皇帝們對鐘表保持長久不衰的興趣。
  皇帝對鐘表制作的干預還表現在通過獎懲制度獎勤罰懶,保證鐘表制作的質量。對活計做得好,符合皇帝口味的工匠和太監,往往賞銀賞物,這種賞賜折合銀錢往往超過其月工錢,成為他們的一項重要收入。相反,如果活計做得不好,輕則一頓叱呵,工錢不給,重則包賠損失, “不預開銷”,有的甚至被退回原籍,皇帝的參與以及嚴格的獎懲制度,使宮中制造的鐘表成為同期作品中的佼佼者。
  有了那些西洋傳教士在清宮中的辛勤勞動,才使得做鐘處的御制鐘在工藝和技術上能夠和當時西洋的鐘表相媲美;正因為有了皇帝本人對做鐘處工作的參與和要求,才使得御制鐘具有了自己的風格和獨到之處。造辦處的御制鐘表使以傳教士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皇帝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在清宮接觸后結出的一朵絢爛的花朵。
  中國的皇帝·擁有鐘表最多的收藏者
  大量精美的鐘表源源不斷地進到皇宮中,使皇宮及皇家園囿成為鐘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為擁有鐘表最多的收藏者。在中國,皇宮及其園囿是擁有鐘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則是鐘表最為重要的消費群體。
  對于皇帝們而言,鐘表既是計時器,又是陳設品;既是高檔實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藝術杰作,故千方百計搜求網羅。受其影響,各種各樣的鐘表通過眾多途徑匯聚于皇宮。講到宮中鐘表的來源,最主要的當屬進貢和采購。
  隨著清代對外交往的擴大,不斷有外國使團到中國。在選擇送給皇帝的禮品時,往往頗費心思,而鐘表既能代表當時的技術水平,又能引起皇帝的興趣和注意力,所以往往成為禮品的首選之物。
  這方面以俄國最具典型性。比如薩瓦·盧基奇·弗拉季斯拉維奇到中國時送給雍正皇帝的幾塊表中,一只鑲寶石的金表,內有女沙皇的琺瑯質像,英國制造,值1600盧布;另一只土耳其式金表,700盧布;一只英國掛鐘,能鳴鐘報時,能奏十二支曲子,上有彼得大帝像,鐘上面有一只水晶球,700盧布;一只法國制鍍金銅掛鐘,400盧布。
  同時,歐洲其他國家派往中國的各種使團也多以鐘表作為禮品,其中最典型的要屬乾隆時期來華的馬戛爾尼使團。據當時參加使團的英方人員回憶,英國方面在選擇禮品上相當謹慎。在這些禮品中,“最能說明自己國家現代化程度的禮物是一臺天文地理音樂鐘”。這是一架復合天文計時器。它不僅能隨時報告月份、日期和鐘點,而且還可應用于了解宇宙,告訴人們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微小部分,這件鐘表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此外,禮品中還有一個八音鐘,除計時報刻外,還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國曲子,是由倫敦機械師喬治·克拉克制造的,當時價格十分昂貴。這些禮品,包括鐘表都直接進入清宮,成為宮中鐘表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每到重大節日或帝后的壽辰,各地官員都要進表納貢以示祝賀,所貢物品以地方的土特產品居多,當然也少不了所謂的祥瑞之物、奇巧之器。清代宮中的鐘表有許多就是通過這種途徑獲得的。
  皇帝們對西洋鐘表的需求信息通過采辦官員及中間商人反饋給西方鐘表業。精明的西方鐘表制造商看準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為傾銷自己的產品,他們施展其高超的技藝,研究中國人的欣賞口味,制造了大量適合中國審美觀念,專門銷往中國的鐘表。西方鐘表業對中國皇帝需求和中國風格的主動迎合,為置辦的官員和商人提供了便利,加速了西洋鐘表向清宮的流動。
  通過這些途徑,大量精美的鐘表源源不斷地進到皇宮中,使皇宮及皇家園囿成為鐘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為擁有鐘表最多的收藏者。數量眾多的鐘表之所以源源流入清宮,與帝后們對鐘表的需求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中國,皇宮及其園囿是擁有鐘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則是鐘表最為重要的消費群體。
  時間和度量時間的計時儀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常常將時間、計時儀器與皇權、為政之道聯系起來,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在宮中交泰殿和皇極殿中放置的體型巨大的自鳴鐘便被清代統治者看作是重要的禮儀用器,甚至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成書的《皇朝禮器圖式》一書也將鐘表作為重要禮器收入其中。當然,能夠被列入禮器的鐘表還是少之又少的,絕大部分的鐘表是作為日常用品使用的。
  宮中收藏的鐘表主要是用于宮中及園囿建筑內的陳設。鐘表陳設分常年性陳設和年節陳設,前者基本是永久性的,鐘表擺放在一個地點后基本不再移動,而后者則是臨時性的,只逢年節陳設,以烘托節日祥和喜慶的氣氛,年節過后則收入內庫。雍正時期宮中鐘表的陳設已經相當普遍,舉凡重要宮殿皆有鐘表用以計時。內務府檔案中提到陳設有鐘表的宮殿有:宮中的交泰殿、養心殿、承華堂;暢春園的嚴霜樓;圓明園的蓬萊洲、四宜堂、萬字房、含韻齋、事事如意、閑邪存誠、勤政殿、九州清宴、蓮花館、西峰秀色、紫萱堂等,從中可以看出,宮中和圓明園是陳設使用鐘表最多的地方,這與雍正帝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動有關。乾隆時期,鐘表數量驟增,宮中及園囿鐘表的陳設密度加大,一間房子陳設多件鐘表是很平常的,據清宮《陳設檔》記載,僅寧壽宮東暖閣陳設的鐘表就有16件之多。
  在陳設鐘表時由于每件鐘表因其類別、大小不同,在宮殿中都有相應的位置。如筒子鐘多對稱倚墻立于門旁,既符合中國人凡物講求左右對稱的習慣,又使頎長的筒子鐘有安穩感。隔斷墻表自然是圍墻而設。掛瓶表多在墻壁上,柱子上陳設。即便是同類鐘表,因大小之分,所擺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以最普遍的座鐘為例,大型座鐘隨鐘架放于地面;中型座鐘多在桌、案、條、幾上;小型座鐘置于炕上,寶座旁或窗臺上。另外,有些鐘表的陳設具有相當強的季節性,如風扇鐘。清朝皇帝以機械風扇作為祛暑引風用具之一,夏季宮殿中多有陳設,處暑之后則收入庫中。
  皇帝離開皇宮出巡到其他地方,自鳴鐘處都要派太監攜帶鐘表隨侍。與此相對應,皇帝乘坐的交通工具內如御用車轎、舟船、馬鞍等都安設有鐘表。轎子是皇帝最常用的代步工具。由于轎中空間的局限和行進中的顛簸,座鐘不適合在車轎陳設。車轎陳設表大概有兩種,一種形制似懷表,但較懷表大,有環可以懸掛;另一種是掛瓶表,可以固定在轎子內壁上。御用舟船陳設的則多是座鐘?;实鄢舜瑫r由太監搬出安設,到達目的地后再由太監收起保管?;实鄣挠民R鞍一般都裝飾華美,飾有各種寶石,有的在鞍的正面中央嵌小表。乾隆四十一年北鞍庫存“上用馬鞍”中的二十七副鑲有鐘表,其中二十三副是造辦處制作的,四副是大臣進獻的。馬鞍上的鐘表平時并不隨鞍存放,而是由做鐘處收存,需用鞍時再由做鐘處派員前往,隨用隨安。
  自鳴鐘不但受到皇帝的喜愛,同時也為后妃所熱衷的陳設品。因此賞賜后妃鐘表是常有的事。如道光元年二月初八即令太監從庫中取掛瓶表壹對賞給皇后。清代后妃生前擁有的鐘表數量相當可觀,如乾隆帝的一個妃子的遺物中就有鐘三架、大小表十個、冠架表一個;嘉慶皇帝的一個貴妃竟擁有鐘九架,戒指表一個,表二十七個。鐘表在清宮的普及程度令人訝異,這從故宮現存的大量表套也可以得到證明。在清晚期用于裝盛隨身佩戴各種小物件的成套活計中,表套已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了,這些表套有金、絲織品之分,紋飾多種多樣,大小規格不一,精致得令人愛不釋手。
  鐘表·中外交流·重要的紐帶
  1771年,伏爾泰寫信給俄國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極力建議在中俄邊界建立一個商棧以專門銷售費爾奈生產的鐘表,并開出了每只銀表12至13盧布,金表每只不超過30到40盧布的誘人價格。盡管伏爾泰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市場對于瑞士鐘表產地的巨大誘惑力。應該說,鐘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鐘表的國家之一,與中國在鐘表方面的貿易活動也十分突出。這一方面是由于英國自身鐘表制造發展的結果。至17世紀晚期鐘表已然是英國重要的出口商品,倫敦成為鐘表生產中心,鐘表制造盛極一時,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無與倫比,在整個歐洲與東方的鐘表貿易中明顯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借英國海外擴張的強勢,英國東印度公司幾乎壟斷了早期歐洲和東方的海上貿易,為英國鐘表的東輸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和保障。更為重要的是,英國鐘表行業具有敏銳而長遠的眼光,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一直十分關注,千方百計迎合中國人的審美情趣,制作出了適合中國人欣賞品位的東方市場鐘表,這一點在通覽故宮的鐘表收藏后就會有深刻的印象。
  故宮收藏的英國鐘表數量十分可觀,其種類多樣,既有體量巨大裝飾華麗的大型自鳴鐘,也有制作精致便于攜帶的小型懷表。英國自鳴鐘大多整體銅鍍金,鍍金外殼上以紅、綠、藍、黃、白等色料石鑲嵌花草。亮麗的金色是其基本色調,即便是黑色木殼鐘,其邊框、底足、頂部也包以鍍金花飾、異獸,給人以金碧輝煌之感。這和當時英國貴族中流行的室內裝飾風尚相一致。造型不拘一格,各式建筑、田園風光、自然景觀等,附之以水法、變花、轉花、跑人、跑船、轉鴨等結構復雜的變動機械裝置,動靜結合,情趣盎然。小型懷表則多為銅鍍金表殼,或鏤雕精細的花紋,或鑲嵌色彩鮮艷生動迷人的微繪人物和風景琺瑯畫,配之以精美的表鏈。銅質機芯,后夾板往往鏨刻流暢的紋飾,處處顯示出精致與華美。在許多鐘表的表盤、機芯夾板上多標明制作者名款及產地,僅從故宮現存帶有款識的鐘表來看,就達四、五十家之多。
  清代,尤其是雍正和乾隆兩朝,是清宮做鐘處最繁榮的時期,其間有許多精通鐘表機械的法國傳教士先后服務于宮廷,他們憑借精湛的技術成為清宮鐘表制造最主要的設計者和技術指導者,為早期中國鐘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和瑞士在鐘表制作和貿易方面很早就有交流。1707年來華的瑞士祖格人林濟各(Francois Louis Stadlin)雍正時成為宮中著名的鐘表技師。為了向中國銷售瑞士鐘表,通過中間商, 1771年,伏爾泰寫信給俄國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極力建議在中俄邊界建立一個商棧以專門銷售費爾奈生產的鐘表,并開出了每只銀表12至13盧布,金表每只不超過30到40盧布的誘人價格。盡管伏爾泰的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市場對于瑞士鐘表產地的巨大誘惑力。應該說,鐘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十七、十八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社會穩定,財富空前積累,為追求奢侈生活、講求享受提供了條件。巨大的財富,有相當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費。鐘表由于其精巧的設計、奇特的功能、美觀和名貴的裝飾成為奢侈品的代表。當時的各個階層對其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們自然也不例外。并且,皇帝們對奇器的追求決定了宮中鐘表收藏頗具觀賞性。
  故宮所藏的瑞士鐘表大部分是體量較小造型別致的座鐘和精致的懷表。
  座鐘一般仿照建筑或山子等自然景觀,除計時外,還配有水法、鳥音、魔術等變動機械,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懷表大部分是為迎合中國消費者的審美需求而特別為中國市場制作的所謂“中國市場表”。其外觀裝飾精美,造型多樣,別具匠心,除常用的圓形外,還有扇形、鎖形、果實、昆蟲等造型。表殼一般采用金、銀、銅鍍金等材質,有的在表殼上繪有人物、花卉、鳥獸等形象逼真的琺瑯畫,并鑲嵌珍珠、鉆石等貴重寶石。其機芯通常是俗稱的“大八件”,各個夾板上通體雕刻或繪制精美細密的花紋,極為奢華。
  十七、十八世紀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社會穩定,財富空前積累,為追求奢侈生活、講求享受提供了條件。巨大的財富,有相當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費。鐘表由于其精巧的設計、奇特的功能、美觀和名貴的裝飾成為奢侈品的代表,當時的各個階層對其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們自然也不例外。正由于此,皇宮鐘表收藏形成了鮮明的特色。
  皇帝們對奇器的追求決定了宮中鐘表收藏頗具觀賞性。如前所述,清代皇帝,尤其是乾隆帝對鐘表的評價是以新奇為第一標準的。在大量的清宮檔案中,不止一次記載乾隆要求大臣進獻樣款形式俱好的鐘表。這里的樣款形式即指鐘表上的各種機械變動裝置。如指日捧牌、奏樂、翻水、走人、拳戲、浴鶩、行船,以及現太陰盈虛,變名葩開謝等,自然界的各種運動現象幾乎無所不包。乾隆對這些奇巧之物的迷戀達到了少有的程度,以至于以鐘表師資格被召入京的西洋人汪達洪都得出了“蓋皇帝所需者為奇巧機器,而非鐘表”的結論。清宮遺留下來的鐘表大部分都帶有各種機械玩意,有的甚至喧賓奪主,把鐘表的計時功能擠到極其次要的地位,應該說這不是偶然的。
  皇帝們對鐘表制作的參與決定了清宮鐘表具有相當高超的工藝水平。大臣進獻或皇宮中制作的鐘表,其最后的驗收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帝們對鐘表活計的要求又是相當苛刻的,在清宮檔案中,經常有因為所進貢品不合皇帝口味而被駁回或因活計的粗陋而受到申飭的記載。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造辦處把機械寫字人的亭子式樣做錯,乾隆大為光火,并“不準開銷”。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進鐘的人,還是做鐘的人都必須一絲不茍,每個工序都要配以最優秀的工匠。鐘表上的鏨、雕、嵌、鑲、鍍諸工種都要經過通力合作方能完成,因此,清宮收藏的鐘表件件都是精品。精湛的工藝水平在皇宮收藏的鐘表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毫不吝惜地投入決定了清宮鐘表用料貴重講究,具有富麗的皇家氣派?;实蹅優樗蚜_和制作鐘表是從來不惜花大價錢的。如傳諭置辦貢品的官員:“似此樣好看者多覓幾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又如傳諭做鐘處將收進的210條發條用于做五更鐘,發條用完,又傳諭廣東粵海關采辦上好廣鋼二千斤送京,以備陸續打造活計之用。所有這些,都為皇宮鐘表的收藏和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F存清宮鐘表大多都用料考究,有的表面嵌有珍珠、鉆石、玉及其他寶石,尤其是造辦處的御制鐘,外表多用珍貴的紫檀木雕刻成樓、臺、亭、榭、塔等建筑式樣,給人一種莊重典雅的感覺。
  故宮鐘表收藏的價值
  對于故宮所藏的鐘表,人們過去往往只從實用的計時功能或者表面的絢麗堂皇等方面進行研究和描述,其實,通過對宮中鐘表歷史的追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鐘表曾在宮中扮演了多重的文化角色,它們的價值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掘。
  首先是其機械和科技價值。鐘表制作技術的不斷完善從來都不是孤立進行的,需要天文、機械、物理、金屬冶煉等多種學科的發明成果作為知識保障和技術支持,擺、發條、游絲、各種擒縱器的發明使鐘表越來越精確。同時,對計時精度的更高要求也不斷地促使制作者改進金工技術和車床,尋找更優質的材料,這對其它制造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梢哉f,鐘表打破了各種知識、智慧和技術之間的無形的障礙,成為名副其實的"機器之母"。明清宮廷中的鐘表正是人類鐘表史上顛峰時期的輝煌之作,通過這些鐘表,我們可以了解當時鐘表制作及其相關領域的發展水平。尤其是熟練掌握制鐘技術的西洋傳教士的東來,使中國制作的鐘表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與西方并駕齊驅,且有所發明,其中更鐘的設計和研制成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明清兩代皇宮所收藏的科學儀器中,鐘表是科技含量相當高的一個門類。
  其次是其工藝美術價值。故宮所藏鐘表大多設計獨特,造型別致,制作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往往集雕刻、鑲嵌等多種工藝于一身,具有相當高的工藝水平,顯示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時期鮮明的風格特點。有的甚至可以填補相關領域研究的空白。比如故宮收藏有英國十八世紀著名鐘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制作的幾十件鐘表,這在國內外都是罕見的,這些鐘表有的完全是西方風格,有的則融合了東方文化的特質,反映出當時西方鐘表業對中國需求和審美的迎合,是研究其人其作的最具權威的第一手資料。再比如在清代廣州盛行一時的透明琺瑯,色彩艷麗,制作精細,是廣州工匠效法西洋技術,并結合我國民族藝術特色創制的一種工藝,曾大量在廣州制造的鐘表上運用。然而這種獨具特色的工藝品種的歷史現在卻變得相當模糊,在廣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遺跡,相關的文獻亦記載寥寥。而故宮所藏的清代廣州鐘表上卻留下了大量的成品,為廣琺瑯的研究提供了最多最集中的樣本。應該說,故宮所藏的鐘表是研究明清中國工藝美術和西方造型藝術的重要資料。
  再次是其社會文化價值。鐘表自傳入中國始就扮演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角色,成為東西方之間相互了解的媒介,交往的工具。從早期傳教士帶給中國人的驚奇到贏得中國人的認同,從在中國內地取得居留權到打開中國皇宮的大門,從私人交際攜帶的禮物到國家使團送給皇帝的珍貴禮品,從皇室用品的采辦到中西間的貿易活動,其間都能看到鐘表的影子,鐘表在中國傳播和被認知接受的速度是其它任何西方物品無法比擬的。鐘表的輸入不但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計時方法,過去廣泛使用的日晷、刻漏逐漸被更為簡便易用美觀精巧的鐘表所取代,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鐘表已經不單單是實用的計時工具,更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使者,其光彩奪目的表象背后隱含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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